亲身经历反强暴抗议示威现场,强暴犯怎能不死?

2012 年新德里巴士强暴案,是我开始担任驻印度记者之后,报导的第一起重大事件。作为媒体工作者,当时的我和警察也是水火不容,特别是在印度门的反强暴抗议示威运动现场,首次被催泪弹攻击的我,看着摄影助理的头被打破了一个洞,又看着水柱以致命的角度向人民喷去,还跟着群众奔跑躲避全副武装的警察攻击,真的很难去同理那时宛若站在我们对立面的警察。
抗议现场一片肃杀,我还能够记得在抗议现场,突然和摄影师走散时的慌乱,也还能够想起站在警察盾牌前,那股又黑又沉的压力。当时,媒体流传着:「因为媒体报导才聚集了这么多群众,警察决定要打媒体!」当时的我,对于警察的「恶意」感到愤怒不解,然而在《德里罪案》里,可以看见警察遭遇了无数的恶意,还得防堵群众破坏关键证据、提防媒体泄露重要侦案进展,甚至必须直视那些恶得无法理解的罪犯眼睛。或许恶意最能产生的就是另一种恶意吧,尤其是在筋疲力竭之际;而印度警力的吃紧是众所皆知的。
《德里罪案》另一个值得看的原因,在于它并没有抹灭掉强暴犯的人性。2012 年新德里巴士强暴案的作案手法令人发指──轮奸、谋杀、抢劫、灭证,一直到将受害女大生全裸丢出车外──这些强暴犯根本就是泯灭人性的恶魔化身;但他们也是活生生存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他们犯下了无法原谅的罪,但他们也会害怕、也在乎家人、也有情感。
死刑真的能够解决印度的强暴问题吗?
在新德里巴士强暴案发生之后,最多的诉求是绞死强暴犯,彷佛只要杀掉这六个恶魔,问题就解决了一样。他们「不值得活着」,也「非我族类」──这样的想法其实在世界各地皆然,只要有一件重大案件发生,死刑就成了最佳解方,但真的是这样吗?
无论什么时候,听见、看见、想起了新德里巴士强暴案的细节,都让我感到极度地不舒服,因为当时的我也在印度门记录着反强暴抗议运动,我也曾经到过强暴犯所住的贫民窟、见过受害人的父母、采访过被告的辩护律师、去过受害女大生上车的那个车站、接触过未成年犯被关的少年监护所,也曾充满愤怒地在公众联署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样的记忆难以抹除,甚至是在每一次的回想时,都会增添一股恶心感,最初可能是从毛细孔里渗进去,现在则像是从毛细孔里冒出来。
在观看《德里罪案》时更是如此。加拿大籍印度裔导演梅赫塔(Richie Mehta)拍摄前,与侦办新德里巴士强暴案的警察深入沟通,并大量阅读相关法律文件、了解过程与细节,经过多年的努力才完成了这部大量还原真实事件的影集。看完如此拟真的事件重现,说实话,我依旧认为这些强暴犯凭什么不死?
但《德里罪案》细腻地探究,究竟印度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而产生了这样的恶魔?他们并非生而如此,而是在男尊女卑的守旧观念、对女生的刻板印象、保守的社会风气、贫富差距、种姓遗毒、权力不平等、移工问题、教育缺乏(尤其是性教育),乃至司法、警察、政府失能等种种作用之下,成为了这样的人。
当然,有些人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下,选择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当这些人变成恶魔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没有责任吗?只要杀死他们,逃避深入检讨反思的责任,反正「他和我们不一样」,就解决问题了吗?显然不是。
2013 年,印度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之下修订了《反强暴法》,强暴犯最重可以处以死刑;2018 年 4 月,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通过法令,强奸 12 岁以下女童可判死刑。但强暴案依然层出不穷。
死刑,很多时候是政府用来平息民怨,甚至是获得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政府却没有实际的改革。《德里罪案》当中的主人翁所处的警察系统,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看见大动作的改革,为什么?因为这可能动摇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远大于公众利益的。在其他的系统改革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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