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这么多罢工


最近,德国掀起一波罢工潮,火车司机、幼儿园和托儿所老师跟邮局人员都陆续站起来罢工,要求加薪。《卫报》记者认为,会有这么多罢工同时出现不是刚好,而是「模范生德国」开始崩坏的一小部分。1号这天,德国小朋友跟着幼儿园老师一起在法兰克福罢工。

德国罢工正夯
BBC、《卫报》综合报导,以前,「德国罢工」听起来就像是德式笑话一样的自相矛盾,不过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这个全欧最大的经济体正在给自己的罢工活动刷下新纪录,最近德国的火车司机、幼儿园和托儿所老师、邮局人员都在罢工争取权益。这些罢工并不是刚好在同一时间发生,而是「模范生德国」开始不可抗拒地瓦解的其中一个面向。

良好经济状况是一个原因,不过最近罢工的不是发展繁荣的出口业,而是提供德国国内服务的行业,特别是公家机关的罢工情况尤其严重,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罢工正流行。

怕被炒鱿鱼
在过去,德国强大的金属工人工会争到了薪水涨幅应该跟着经济一起成长的权力,不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最近一次发动全国罢工的时间却是远在 1984年。1990年代的时候,金属工业公会的人,尤其是在大型车厂的工人,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到,雇主只要把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送到中国或者是前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国际间的竞争不再是只有瓜分市场而已,竞争也扩大到就业市场,而工会领导人要注意到这点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顺带一提,德国制造业工人因为怕会失业,不敢争取更高的薪水来降低德国出口盈余。4月的时候,德国的邮务人员在慕尼黑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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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可能统一42种退休金制度吗?

马克宏总统提出来的年金改革有三大重点,首先是将现有的42种退休金制度整合为一种,主要的变革是将社会保险制改为个人账户制。
马克宏形容新制是juste (公平)与universaliste (普及)。第二个重点是「点数制」(points system),根据每个劳工的个别薪资算出相对应的点数和未来可能的月退休收入,劳工自己贡献越多,将来退休就可领得越多。第三个重点则是提升最弱势族群的退休金所得。
看起来马克宏的改革立意良善,但为何许多工会坚决反对这样的变革呢?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这些劳工发现他们的退休金会变少,同时,退休年龄也会从现在的62岁延后到64岁。
法国旧制规定退休金的计算基础,在民间是根据其所得最高的25个年度来计算,在政府部门则是根据其退休前的6个月薪资来决定,因此就算劳工在整个职涯当中有过短暂失业或转换工作跑道,对他们的退休金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在马克宏的新点数制中,点数的计算是根据劳工的工作天数,于是对于没有完整工作生涯的人退休金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其次,原本讲究公平与缩小贫富差距的退休金制度未来将因行业别而让差异变大,有钱的行业退休金也会越高。第三,若劳工未来提前退休,其退休金也会被打折。但对某些高风险的行业如警察、军人、矿工等,其平均退休年龄本来就比其他行业来得早,但在新制中其退休金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法国政府妥协,但罢工未停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再度看到总体与个体的差异。民调显示,75%的法国民众认为年改是必要的,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政府可以把年改做好,同时,工会的罢工行动虽然造成民众不便,但仍获得广泛的支持。
用白话文来讲就是,民众支持年改,但不应犠牲个人的权益。但若没有改变任何人的利益,年改又要如何发挥功效?
为了平息众怒,马克宏宣布自己卸任之后,将放弃总统特有的退休金每月6,000欧元,加计放弃担任宪法委员会一员的津贴每月1万3,500欧元,合计每月约1万9,500欧元。同时,法国政府也部份修正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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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是 21 世纪最大的「商机」──从台湾 120 亿小时的「正妹直播」观看时间说起

一直以来,都对所谓「直播」的盈利模式非常好奇,于是找了一个广告打最大的直播 App下载。
这个直播平台非常不简单,根据最近其公司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去年(2017)年底为止,所有用户观看该平台直播的总时数,竟然高达 120 亿小时,相当于 130 万年!而单单在台湾,就一共有将近 3,000 位直播「主播」,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我极少收看所谓的「网络直播」,过去更不知道这个据说很夯的「数字平台」,甚至还一直以为是把类似「电视购物」那样的节目搬到网络上,再透过商家订购产品盈利的「电商模式」──当时还在想,台湾人怎么会这么疯在线购物,看人叫卖也能看 120 亿个小时?
当 App下载完成,一打开直播聊天室,才一解所有的疑惑!
打开 App 后,点选正在直播中的「主播」,结果几乎清一色是所谓的「正妹」,在家里或其他场域搔首弄姿地对着镜头聊天──而观众若要与她们互动,首先必须要「储值」,然后「进行一个送礼的动作」。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单纯地观看就好。
当然,多数人一定会对自己觉得好奇的主播进行「追踪」,通常正妹们都会对按下追踪的人,亲切地说声:「谢谢追踪!」然后用手比一个心型代表「爱心」。
这时说也奇怪,无数男士们的「寂寞程序」,就开始启动了:时间一久,若没有「送礼」互动,主播通常不会关注,因此很多人开始想:「花个几百块储值,应该也还好⋯⋯」在好奇心或渴望被注意的心情驱使下,多少愿意尝试看看。
当然,「土豪级」的人士,为了讨主播欢心而「连续喷钱击发」送礼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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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介所」动辄花上一个月薪水?不如改用「交友 APP」

交友 APP 在日本的盛行,除了简单方便有效率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现实的金钱面:
想要找到理想对象,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日本,若参加一般的联谊,一次可能需要花费 3,000〜6,000 日币,相亲一次约 5,000 日币,也有不限联谊次数,一个月缴约 10,000 日币的月费。而结婚介绍所,一个月大概也需要 10,000 日币左右, 这还不包括初期要缴的费用。
比方说,日本知名的结婚介绍所 IBJ 的注册费为 30,000 日币,另外还需预缴活动费 198,000 日币(约新台币 54,300 元)——等于一开始要缴交的费用,几乎就要花掉社会新鲜人一整个月的薪水。若顺利「配对成功」结婚后,还需要另外缴交 216,000 日币(约新台币 6 万元)给婚介所,也就是所谓的「成婚料」。
为什么网络交友会有这么多的搜寻量?其优点在于,比起联谊或是结婚介绍所,透过网络可以一次搜寻很多人,月费也多只需要结婚介绍所的一半以下,约 3,000 日币左右。此外,业者也常采用「女生免费」的方式来吸引新会员加入。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在线交友」已成为近年日本的热门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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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日本人其实「想结婚」,但找对象却花钱又麻烦——日本「网络交友」的庞大市场与文化观察(上)

「交友 APP?那是鲁蛇在用的!」也许你从来不缺乏追求者,又或许你觉得,单身没什么不好。
但我们都不可否认,被动地等待朋友的介绍,或是期待咖啡店的命运邂逅、一时天雷勾动地火……不管什么方式,要找到那个 Mr./Miss Right,好像也不是这么容易。
在日本——这个我们以为很暧昧含蓄的国家,对于「遇见爱」这件事情,却可能比我们还要更积极、更坦白:包括在线线下的婚姻介绍所,大学生的联谊(合コン)、小区的联谊活动(街コン)、居酒屋的联谊(相席屋)等等,完全不遮掩他们对恋爱的渴求。
是的。爱情需要一点运气与张爱玲式的「刚好」。但如果你不踏出这一步,这个「刚好」,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在日本这个晚婚、高龄化的国家,网络「恋活」、「婚活」市场的成长率,从 2015 年到 2017 年,足足成长了 173%,更预计在 2022 年成长到 522 亿元日币的市场规模。(1) 是怎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蓬勃的市场? 想要「谈恋爱结婚」,就跟找工作一样的日本 喜欢日剧的人,可能看过这样的场景:一群穿着西装打领带的大学生,去参加大公司的说明会。也可能看过这样的场景:打扮体面亮丽的适婚男女,在豪华的派对上彼此自我介绍。 熟悉日本文化的人可能会知道,前者指的是「就活」:是学生为了找到工作,而参加企业所举办的就职活动。而后者则是由「就活」所延伸出来的词,2007 年由社会学者山田昌弘所提出来的词汇:「婚活」,指的是「为了结婚所参加的活动」。两者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去参加的活动。在日本,想结婚也变得像是要找工作一样,盛装打扮,并做足「配对」准备。 在《婚活时代》作者访谈中,山田提到在日本的泡沫经济前,大学生往往不用作太多的准备就可以直接找到工作。结婚也是,可能透过亲友的介绍、或是在职场上就可以轻易找到结婚的对象。但随着时代变迁,如果不主动出击,认识对象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结婚。因此,婚活才会变得如此地蓬勃。(2)
也许你会问:日本人就真的这么想结婚吗?
没错。日本内阁府 2014 年的调查,77% 的男女是有结婚意愿的。而他们的理由:男性的首位是想要「共组家庭」,女性则是「想要生小孩」。(3) 但尽管日本人们有高结婚意愿,反观结婚率却依然没有起色:2015 年日本内阁府调查指出,还未结婚的诸多原因当中,占最高比例的就是因为「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对象」。(4)
根据〈婚活市场 2017 总结,2018 预测〉的调查里,利用婚活服务而结婚的比率从 2013 年的 4.7% 到 16 年的 11.3%(*5),显示越来越多人使用企业提供的服务找到另一半。而在同一篇调查中,作者也提到在 Google Trend 上,搜寻率最高的就属于「交友 APP」(マッチングアプ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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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条件对了,就想结婚了。

有一天在家里看着 Facebook,看到俊要结婚的消息,吓了一大跳。在当日本交换学生时,我们这群朋友里年纪最小的俊才 19 岁,还未成年。他当时的名言是,「酒跟女人只能选一个的话,绝对是酒。」我订了隔周的机票飞到韩国见他,想看看他究竟遇到什么刺激了。
他说「因为条件对了,就想结婚了。」引起我跟安娜两个 28 岁「大龄剩女」的一阵挞伐。难道结婚不是应该因为爱吗?不是因为年龄到了,或是条件对了,而是因为爱呀!他无辜地看着我说:「爱不是先决条件吗?你问的是为什么想结婚啊。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生活无虞,心理也够成熟,身旁有着深爱的人,一切都水到渠成,就想结婚了呀。」
俊以前很大男人主义,女友不断换来换去。他说「男人就是为了爱而存在。」几乎没有单身的时候。安娜问俊:「你怎么知道她是对的人呢?」俊说,就是知道,像命中注定一样清楚明了。俊的女人缘一直很好,年纪小一点的时候,他周围的女孩总是令人叹为观止。有长得像少女时代的,有年纪很小的,有发了好人卡还默默守候的。单身,是探索世界的时候,不会有人批判他什么。
令人惊讶的是,曾经没有酒活不下去的俊,因为未婚妻不喜欢,竟然戒酒了!她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他一周只喝一次酒,他操心她太担心,从善如流。变稳重了,有责任心了,曾经狂傲地说过,「女友是管不动我的」,现在变得主动报告行踪,并不做女友不喜欢的事。曾经在居酒屋追我们酒,甚至说出「反正离天亮还早」的俊,除非需要应酬、或是像我们这种老朋友来韩国开心喝点小酒,他绝不自己约酒摊。
和我一样是「大龄剩女」的安娜是个美国长大的俄罗斯人,总是不安于一个地方。在加拿大念书时到日本交换,毕业后旅居过台湾、韩国、日本、美国。旅行过的地方更是不计其数。她说,因为自己总是在旅途中,没有归属感,所以需要一个不介意,并愿意加入她这种生活的伴侣。我说「有一天,妳会遇到一个,让妳愿意在一个地方定居的人。」旁边定居在韩国的菲利浦忍不住点头如捣蒜。
我在京都留学的时候,大家一起去韩国旅行,德国人菲利浦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韩国。他回到德国之后拿到大学的毕业证书,就跑到首尔读研究所。结果遇见了一韩国个女孩,从此就留在韩国了。他说,单身了 27 年,一直很哀怨,为什么只有他没有女朋友。但遇到爱之后,他觉得是因为老天把最好的留给他了。
菲利浦的妈妈终身未嫁,独自抚养他长大。他希望妈妈也能有自己的幸福,但妈妈只愿意全心全意照顾他。他说,人生充满了选择,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妈妈选择不结婚不交男朋友,他选择定居韩国跟韩国女生交往。他们母子俩都尊重彼此的选择,爱其所爱。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或错,都是选择。
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俊是遵循着社会的期待,按部就班地恋爱、结婚。他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生胜利组」。但我们这些别人眼中的输家,并没有因此而觉得不幸,或是人生缺少了什么。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感情,像菲利浦说的,或许爱只是晚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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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非洲人贫穷却快乐?」──谈谈发展的双重标准

当然,就某个程度而言,定义「更高的生活水平」并不容易。基本原则相当明确,吃饱穿暖必定好过饥寒交迫。然而,一旦跨出人类基本需求,情况就会变得比较模糊。满足某些物质上的「欲求」(例如智能型手机、大房子、出国旅游等),是否一定代表更好的生活?更进一步言,社会是由众多个体组成,每个个体的生活水平不同,亦有着不同的「欲求」,该如何比较整个社会、而非单独个人的生活水平?
如此评判并没有标准准则。最具相关性的现有量化数据,或许就是人均 GDP;人均 GDP 有其缺陷,但也唯有使用这种明确的数字,我们才有办法使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每一个社会。然而,冷硬的数字会将因人而异的「高生活水平」与经济现实脱勾;大致来说,它们假定每个地区的每个人都朝着相同物质目标前行,而且只要提高收入就能满足这些目标。因此,提高收入就等于提高生活水平。
看看这个有趣的事实吧:1988 年、也就是笔者出生那年,坦尚尼亚和中国的人均 GDP 约略处于同一个水平,分别为 220 美元及 280 美元。如今,中国的人均 GDP 已超过 8,000 美元,坦尚尼亚仍旧低于 1,000 美元。单从数字来看,中国成功地在短时间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必定有值得坦尚尼亚(以及其他低收入国家)借镜之处。但许多人认为,中国根本不值得非洲人学习或钦佩;这样的看法在发展产业之中尤其多。
这类看法背后的逻辑,大多是推测而得的质性论据,也常有人会提出以「个人幸福」作为生活水平的衡量方法。的确,经济发展的有害副作用(从污染、长工时等日常生活问题,到失去文化遗产、牺牲个人自由等结构性问题)可以证明「富有但不幸福社会」的部分面向。但不知怎么的,强调各个文化获得同等幸福所需的物质水平不同,却也变得同样地重要、同样地有根有据。
与量化数据相较,这种「不同文化拥有不同幸福」的说法,大幅减少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毕竟,如果 A 文化花费 1 美元与 B 文化花费 3 美元所获得的快乐程度相同,A 文化的人均 GDP 只要到达 1,000 美元,就能和人均 GDP 到达 3,000 美元的 B 文化拥有同等幸福。可惜的是,笔者实在太常见到,有人用这种说法来合理化非洲的经济发展不足,认为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而,比非洲不需要经济快速发展这种说法更让人烦躁不安的,或许就是假定非洲文化「本质上就比较快乐」:简言之,这种假设认为非洲人对物质缺乏的容忍度较高,就算没有其他地区(比较富有的地区)民众视为必需品的事物,他们仍旧可以凑合着过日子。放在西方「富有者」的反物质主义脉络之中,这或许是种高尚的想法,但如果将它强加于缺乏同等机会的「贫穷者」身上,那就成了种族歧视。
事实上,没能投入更多资源、好让非洲人也能拥有其他地区民众追求的事物,主因即为许多外国发展人才选择了这样的观点──非洲人民拥有的事物并不多,是因为他们似乎不需要那么多。他们试图将非洲人描绘成未受邪恶物质主义污染的快乐之人,但他们似乎彻底忘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非洲人、就算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非洲人,也都知道尖端科技所能带来的便利。非洲人可以学习拥有与其他人同等的、甚至是更多的「欲求」,假定非洲人不需要这些便利,其实是将某种近乎次等人类的形象投射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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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作者 Xiaochen Su 撰写的原文】

Developmental “Double Standards” and Africa’s Cultural Image Problem
As the NGO industry expands, the broad all-inclusive term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vague over time. Anything that remotely suggest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resources for betterment of people’s lives have now fallen under the category of “development.” The methodologies f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s have only become more and more varied as a wider and wider spectrum of ideas and personnel have involved themselves in the industry. Thankfully, the central goal of an NGO is still clear: the job is to ultimately mak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igher.
Of course, to define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is also problematic to an extent. The basic rules are obvious. A well-fed, well-dressed person is certainly better off than someone going to bed hungry and cold at night. But beyond the basic human necessities, judgments become fuzzier. Is a person automatically deemed better off if certain material “wants” are fulfilled (e.g. good smartphones, large houses, chances to travel)? And to take a step further, how does one compare not individuals, but entire societies, where members in each display different living standards and sources of “wants.”
There is no standard criteria for comparison. Probably the closest quantitative data on hand, as flawed as it definitely is, would be GDP per capita. Only hard numbers like this can remotely have a chance for apple-to-apple side-by-side measurements. But cold, hard numbers bring its own issues, by detaching different levels of demands for “high living standards” from economic realities, mostly by assuming that everyone everywhere work toward the same material goal, all of which can be fulfilled by more income. Thus, more income easily equates with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For instance, here is an interesting fact: in 1988, the year the author was born, the GDP per capita of Tanzania and China was roughly the same ($220 vs $280). Now the figure for China has topped $8,000 while Tanzania’s remain below $1,000. From the numbers, China does offer something for Tanzania (and rest of low-incom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mething to learn in terms of giving citizens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plenty,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industry, deny that the Chinese example is even worthy of emulation or admiration by Africans.
The logic behind the dismissal is often speculatively qualitative. The notion of “individual happiness” as a proxy for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is often raised. Sure, some aspects of “rich unhappy societies” can be validated in the form of detrimental side effects of development (ranging from the everyday like pollution to long working hours to structural like loss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sacrifices of political freedoms). But the emphasis on how different cultures need different levels of materialism to be equally happy somehow becomes just as valid and important.
The “happiness by culture” argument, then, greatly reduce the need to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s shown in quantitative figures. After all, if Culture A allows the same amount of “happiness” to be attained for $1 while it takes $3 to achieve the same level of “happiness” in Culture B, then Culture A only needs to hit $1,000 GDP per capita to be equally well-off as Culture B at $3,000. And unfortunately, the author has too often seen this line of argument being used in an African context, justifying how Africa’s lack of economic progress is, in fact, not a big deal.
Yet, perhaps what is even more disturbing than arguing for Africa’s lack of need to grow faster economically is the assumption that African cultures are “intrinsically happier.” To put in different words, this basically says Africans have greater tolerance for material poverty, and they can essentially make do with many things that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more developed) world see as necessities. Noble thoughts maybe in the context of anti-materialistic crusades of the Western “haves” but straight-up racist when thrown upon the “have-nots” lacking same opportunities.
Indeed, the choice of many foreign development personnel to see Africa as a land where people do not have much because they do not seem to need as much is the main reason not more efforts are placed to give the locals as much as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trive for. In their effort to frame Africans as a happy people not tainted by evil materialistic desires, they seem to completely forget that in this age of globalization, Africans, even in the most remote of geographies, also know about the convenient functionalitie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o assume that they do not and need not, then, is to project an almost subhuman image upon a people that can learn to have just as much, if not more, “wants” as non-Af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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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听话」,将使我们失去多少创造力

后来,同样一批研究人员翻转了「跳跃的葡萄干」研究,衡量老师对孩子所展现好奇心和探索行动的反应。自愿参加研究的老师与一名学生一起做同样的实验,实验人员在指导时故意采取特定的行为(老师对此并不知情)──其中实验人员告诉其中一半的老师,这一堂课的重点是了解科学;另一半的老师则被告知,这一堂课的是为了要填写一张工作表。
课堂一开始,由老师向学生示范「跳跃的葡萄干」实验,就像之前一样,但这一次学生接收到的指示是偏离老师的指导,把一颗彩虹糖放进玻璃容器里。如果老师问学生在做什么,学生就说出事先有人教他们的回答:「我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研究结果非常惊人。认为教学目标是了解科学的老师,对于学生的偏离行为显现出兴趣与鼓励,说了像是「噢,你在试什么?」,或是「或许我们应该看看这样会出现什么结果」之类的话。但是,被鼓励要专注完成工作表的老师,反应是「等一下,那不在指示范围里」或「糟糕,这个实验不是那样做的」等。大家对同事或部属的探索或实验的反应,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是否能自在探索自己的好奇心。相较于效率至上的办公室,一个为失败喝采的办公室,会产生更多创意。
就像福特汽车生产 T 型车,或是我们做父母的想要阻止子女在探索世界时搅得天翻地覆的冲动,我担心学校或许会因为过于强调技巧的完美,或为了准备考试,而伤害了好奇心。
在为我的孩子──亚历山大找幼儿园时,我看到某个班级有位老师,教孩子如何画完美的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然后着色。她似乎特别关心图形要画得「适当」,当孩子着色时,她不断提醒他们「不要画到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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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教授:我们教孩子听话、要员工服从,殊不知敢于尝试、「为失败喝彩」才是创造力的开始!

编辑导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50 位管理思想家之一(Thinker50)、哈佛商学院企管讲座教授吉诺,将心理学应用于组织,投入 10 多年的时间,走访皮克斯、米其林三星餐厅、讲究流程的快餐连锁、规范严明的金融业和科技业等各领域,研究其中一流领导人,整理出打破框架、释放创意、加强解决力的五大元素,人人都能学习。以下文章将告诉你的,就是如何从「为失败喝彩」中得到更多创意。
我们表达好奇心的方式可追溯至童年,并受成长过程里所学的影响。在一项研究里,研究人员给 8 岁和 10 岁的孩子观察一项名为「跳跃的葡萄干」的科学教学,内容是把葡萄干加入醋和小苏打粉的混合溶液,然后观察它们跳到杯子的上层。
活动结束后,实验人员对孩子做出不同的反应。实验人员问其中一半的孩子,「如果我们把葡萄干换成一颗这个(从桌上拿起一颗彩虹糖),放进液体里,不知道会怎么样?」至于另一半的孩子,实验人员一边清理工作区一边说,「我要整理一下。我要把这些材料放在这里。」
在两种情境里,实验人员接下来都要离开房间,临去前说,「在等我的时候,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你们可以再多使用一下实验材料,或用这些蜡笔画画,或是就在这里等。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
第一组孩子(看到指导人员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偏离实验原来的设定),有更多人会去玩实验材料,把葡萄干、彩虹糖和其他品项丢进溶液里。至于看到实验人员整理桌面的第二组孩子,较多倾向于什么都不做。可见教师的行为对孩童的探索倾向有强烈影响。
同理,主管的行动也会影响他们组织内部人员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金融软件公司财捷(Intuit),如果好奇心带来别具创意的创新时,就会得到「史考特.库克创新奖」的肯定。但是,他们还设有「最佳失败奖」,表扬没有杰出成果却仍然带来重大学习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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