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误以为只要是心理专业人员

第二个担心,就都有能力协助儿童的司法询问工作,而轻忽了这是另一项独立的专业,其所要求的训练内容和时数,不亚于其他的专业技术的养成历程。儿童证词司法访谈员的专业,在于要能在短时间与儿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以不涉及诱导或是暗示的方式询问案件、其所使用的询问程序与方法是经过研究支持为可行且有效的、并能让儿童能自发的陈述和案件有关的经验。至于是否使用侦讯娃娃以及绘画等工具或技术来取得证词,目前美国是依照各州对于证据要求的标准而有不同作法。
儿童司法询问员需要具备儿童发展的知识、和儿童有效工作的能力以及了解司法程序的法律标准。在几项国外的研究结果均发现,即便接受过40个小时密集训练,专业人员仍有极大的比例会沿用自己过去熟悉的模式,而且距离训练结束的时间越久,技术退化的程度越高。在台湾目前尚在建置专业人力的阶段上,在对于训练课程的内涵和训练时数要求,务必记取前人的教训,希望我们不要轻易地降低对于质量的要求以及训练的标准。
让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保护
第三个担心,是只将专业人员(或司法访谈员)限制运用于受性侵害的儿童或心智障碍之人身上,而非所有的儿童证人身上。如同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儿童可能会成为各式受虐案件的被害人或是证人,遭受性侵害只是儿童受害的其中一种方式,其他遭受到各式虐待与疏忽的儿童,也需要以合乎儿童发展程度与身心状态的方式,被询问自身的受害经验,并且能无碍地陈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司法访谈员是为着每一个儿童证人所建置的,并非只为了受性侵害的儿童。目前台湾的法令是仅有性侵害的被害儿童可以有专业人员协助证词的询问,但希望这只是协助所有儿童被害人的证言能被听见的起点,而非终点。
可是2012年联邦高等法院(BGH)的一个判决显示了177条存在着漏洞。该案件中,一位女性明确对其配偶的性行为要求说不,但是为了怕惊动熟睡的小孩,不敢对配偶积极抵抗。最后本案被判性侵害不成立。另一件广受媒体报导的著名案件是模特儿Gina-Lisa Lopfink控诉于2012年被性侵害事件。Lopfink控诉在一次派对中遭2男性下药、性侵并录像,在影像中明确看见Lopfink说出「不要」、「停止」,但是后来法院因为验不出有下药反应,认为「无力反抗」要件不成立,且Lopfink证词多有反复,遂判Lopfink败诉──检察官也认为受害者说出的「不要」,不一定是对性行为这件事,也可能是只针对性行为中的某个环节,因此即使说了停止,也可能不影响合意性行为──甚至改判她诬告,罚以24,000欧元。德国哀悼魏茨泽克的逝去,哀悼一个人、一个政治人物、以及一个政治家,他为德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1985年终战40周年的国会演讲,是德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演讲中的核心概念,德国在1945年的5月8日并非被击败,而是被解放,这为两个德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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