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为社会与阶级对立找到出路?──《小丑》背后的心理分析

在前一篇文章里面,我分析了《小丑》中的主角亚瑟是如何成为「小丑」这个反派角色,而整个城市的穷人们,又是如何成为暴民的。而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我想要来谈谈,要避免像剧情中那样剧烈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发生,是否有一些心理学上的可能?

面对富人的宣言,穷人心中作何感想?

当整个高谭市的穷人们暴动的时候,身为白领阶级、享有豪宅的汤玛士‧韦恩接受媒体采访,面对高谭市的暴动,他说了一句:「我出来竞选,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的。」

这句话,在穷人们的耳里听来格外讽刺,贫富差距如此巨大,一个有钱人口口声声地说要帮助穷人,他坐拥豪宅,不知民间疾苦,又怎么懂得该如何「帮助」?

为什么穷人会对有钱人恨之入骨?为什么小丑杀了三个有钱人,会带来穷人的团结?这得从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来谈起。

我们天生,就会对外界事物「贴标签」

从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我们天生,就有对外界事物「贴标签」的本能。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当我们出生之后,要认识这个世界,势必要对这个世界做出分类,以便加速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想像你今天是一个上古时代的人类,你要生存下来,势必得做出些判断:

  • 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植物是可以吃的?哪些地方是安全、可以居住的?哪些动物是有可能伤害自己的生命的?

面对自然界庞大的资讯,我们势必要对这个世界做出分类,并赋予所谓的「标签」,才能够安然地生存下去。

你眼中的可爱,不见得是他人眼中的可爱。

为了生存,这样的能力被保存了下来,因此我们天生就具备对外界做出分类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会对外界的事物「贴标签」。

贴标签本身,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例如,我们会把一群四只脚、有尾巴、有特定脸型的动物,贴上「猫」的这个标签,这是我们天生就具有的能力。这或许是一个中性的标签,而对于爱猫人士来说,则是一个正向的标签。

同样的,我们天生就会惧怕一些生物,譬如说「蛇」这个标签,对我们可能就具有负向的意涵,因为被蛇咬到可能会让我们丧失生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判断一条蛇有没有毒,看到蛇来了,赶快跑就对了。

纳粹以犹太之星为犹太人们贴上标签。图/pixabay

心理学家开始研究「标签」这件事情,可以回溯到二战结束之后──为什么德国人可以如此轻易地把犹太人贴上负面的标签,并将之杀害?这是当时的心理学家们好奇的一件事情。

每一条线段的长度不一,受试者必须试图进行分类。

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在很早期的时候,设计过一个实验:

他准备了8条线段,第一条比第二条长5%,第二条比第三条长5%,依此类推。接着,他让受试者评估这些线段的长度,其中一些受试者,仅仅是单纯地看到这8条线段,另一些受试者,则会看到较长的4条线段上被标上「A」的标签,较短的4条线段则被标上「B」的标签。

结果发现,那些看到线段上被标着「A」、「B」标签的受试者,在评估线段长度的时候,觉得同一组内的线段长度差距比实际上还要小,而「A组」和「B组」之间的差异比实际上来得更大。而那些看到无标签线段的受试者,他们评断时的误差则是随机的1

或许你会觉得这个研究没什么,但这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当我们对事物做出分类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对事物做出主观的评价,影响它的客观事实。」

而前面提到,做分类可是人们演化上留下来的本能,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世界。

从「贴标签」到「社会分类」

前面提到,贴标签这个本能,可以是中性的,也可以带有正面或负面评价的意涵,尤其是当它发生在「给别人贴标签」的时候。

投影幕有大量圆点,受试者必须尝试说出数量。

泰弗尔在1970年,做了一个影响后代社会心理学极大的研究2。他请一群人观看投影幕上的圆点,然后问他们大概看到了几个圆点。

在统计完每个人的估计值之后,每一个学生,会被告知说「你高估了圆点的数量」或「你低估了圆点的数量」。

接着,学生们要完成一项任务:「拿到一笔钱,并分配给其他人。」结果发现,被告知高估圆点数量的人,倾向于把钱多分一些给其他高估圆点数量的人,低估者亦同。

这一个实验,揭示着另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无法看见客观的世界,而且会轻易地偏好和自己同类的人,即便只是『同样高估或低估圆点数量』这样微小的分类。」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分类:「我们会把天生贴标签的能力,拿来分类社会上的人们。」

「社会分类」既是必然,标签与对立由此出现

后续的心理学家,又陆续做了许许多多的研究来看「社会分类」这件事情,研究的结果大抵是这样的:

「我们会偏爱与自己相同分类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内团体(in-group)』,但不一定会对不同分类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外团体(out-group)』─ ─贴上负面的标签(负面的标签就是所谓的『偏见(prejudice)』)」3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而言会偏好和自己同类的人,但对于其他人,则会维持中立的看法。但不幸的是,人们很容易对外团体贴上负面的标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社会上的人事物,都会有自己的喜好跟厌恶。

当我们为某项事物贴上标签时,会影响我们的好恶。图/wikimedia

有人天生喜欢小婴儿,因为他们很可爱;有人天生讨厌小婴儿,因为他们很吵。当我们对外界的人事物,有了「负面的标签」,也就是「偏见」时,我们就会讨厌那一群人,即便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危害。

从幼稚园或国小开始,常常就会出现所谓的霸凌,霸凌是怎么来的?有可能是我们觉得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很怪,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他的肤色或口音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是东南亚移民的小孩。

一旦我们觉得某些人让我们不喜欢、产生了偏见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他们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尤其当资源短缺,只够供给一部分的人的时候,偏见就更有可能引起攻击性的行为。

在电影中,小丑面具形同穷人的武装。图/imdb

当一个城市里,贫富差距极大,穷人过着困苦的生活,他们很有可能会产生社会心理学上所谓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当自己的群体和外群体相比,处于劣势的时候,因而产生的负面情绪,觉得自己应该也值得拥有和外群体相同的生活水平。

而当小丑枪杀了三名有钱人之后,加上原先的相对剥夺感,人们便带着小丑的面具上街抗议,造就了一场穷人试图向有钱人讨回自己应有的生活权利的运动。

从「社会对立」到「逆转偏见」的可能性

然而,社会对立是不可能被化解的吗?在社会心理学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就是在探讨这件事情。

两组夏令营学童在实验中期待能够交好,但阴错阳差在意外中成功。图/wikimedia

这个研究是由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与卡罗琳·谢里夫(Carolyn Sherif)所设计的,一个名为罗伯斯山洞(Robbers Cave)的实验4

在1954 年,22 名11、12 岁,彼此从未见过面、具有相当大背景差异的小男孩,参加了一场位于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的夏令营。这些小男孩被分成了两组,但彼此都不知道有另一组小男孩也参与了这个夏令营。在第一个星期里,彼此在不知道有另一组成员的情况下,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小队长、队名、队旗等等,其中一组叫做老鹰队,另一组则叫做响尾蛇队。

到了第二周开始,实验者让他们发现彼此的存在,并且要他们进行一些竞争,诸如棒球、美式足球、拔河等等,这时候,因为胜利的只有一组,也就造就了两个团体相互咒骂、攻击的行为产生。

实验者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让对立的两组能够和好,他们一开始的作法是,透过一场宣传活动,让两组成员相互致意并问好,结果发现这并没有效果。后来他们让这两组的人,有更多非竞争性的接触机会,例如安排彼此一起看电影或聚餐,且让两组成员交错而坐,但依然没有效果。

最后,这个实验出现了一场意外:某天晚上,运粮的卡车掉入泥泞之中,两组队员必须要合力地把卡车拉出来。结果这个事件,让彼此的敌意慢慢消失了。实验人员后来又故意破坏营区的供水系统,当两队队员面临缺水危机的时候,非得相互合作才能取得饮用水。结果在这些互助合作的情形下,团体界限消失了,彼此甚至互相「结为好友」。

这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要解决团体对立,让彼此直接接触是没有用的。要让彼此的对立化解,必须要在彼此追求共同目标的情况下,感到彼此是命运共同体,如此一来,才能让偏见与对立消失。

只要有相同目的,就有可能跨越种族藩篱、超越刻板印象。图/giphy

还记得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常常看到老师安排学生参访「疗养院」、「安养院」等等,但这些真的有助于我们消除对老人、对身心障碍学生的偏见吗?

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单纯的接触是没有用的。在教育的现场中,也常会看到学校安排「照顾身障同学海报设计大赛」、「协助东南亚移民孩子口号设计大赛」等等,但从罗伯斯山洞带给我们的启示来看,这些似乎都是在做白工。

怎么样的情形会有用呢?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朗森(Elliot Aronson)提出「拼图技术(jigsaw technique)」,这是一种教育现场实作的方式:5

所有的学生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中,都包含不同种族与不同能力的人,每一组都必须派出一人,到教室的其中一个地方,学习某一项技能,然后再回到小组之中,把刚刚学到的技能跟整组分享,唯有如此,才能完成整体的共同任务。

透过这样的方式,阿朗森让不同种族的对立消失了,因为他们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标。

每个人都有机会为团体提供自身拥有的物品,甚至是能力。图/pixabay

回到台湾的教育现场,要达成这样的方式,其实不困难。例如:

老师可以设计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叫做「支援前线」,然后把身障生、外籍生等等分配到各组当中,然后老师说:「我现在需要五只不一样的鞋子。」每一组刚好都只有五个人,身障生、外籍生势必也得贡献他们身上的鞋子,才能达成老师要求的任务。

如此简单的设计,就有助于学生之间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借此消弭偏见、歧视的可能。而这样的方式,从罗伯斯山洞的实验来看,比设计「协助弱势摄影大赛」等等常见的教育方式,更能达成消弭对立的效果。但还是要记得:

  • 设计教材的时候,要避免出现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如:只有一组会获胜)
  • 任务必须是身障生、外籍生可以办得到的任务,否则可能会造成小组成员更加责怪组内的身障生、外籍生的窘境。

从美苏冷战看大规模对立解套的可能性

然而,拼图技术或许有助于解决学校中的对立,但穷人们和富人们的对立,又有解套的可能性吗?

可能就是一段话,改变了整个国际局势。图/wikimedia

从历史上来看,美苏冷战的一次经验,让我们看见其中的希望。在1960年代,美苏之间发生古巴飞弹危机,但战争之所以没有爆发,苏联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对约翰·甘迺迪(John Kennedy)总统所说的一段话,被后代学者认为是消弭这场战争的关键:

如果你真的关心你们人民的和平与福祉,那是你做为总统的责任;而我,作为总理,同样关心我的人民。更进一步地说,要维持整个世界的和平,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如果这场战争开打,伤及的将不只是我们两国,而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毁灭6

在《大脑超载时代的思考学》一书中,作者丹尼尔.列维廷(Daniel Levitin)认为,这段话减少了美苏之间「内团体」与「外团体」对立的情况,他在提及己方之外,也为对方的处境着想。事实上,这段话之中,便包含了「彼此的共同目标」──避免世界毁灭──在里头。

也许一个转念,世界会变得很不一样。图/imdb

回到《小丑》一剧当中,如果汤玛士‧韦恩说的不是「我出来竞选,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人的。」而是「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上街抗议,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实在过得太糟糕了。站在一个富豪阶级的立场,我愿意将我的财产捐出来,协助改善消灭巨大老鼠的问题、排解垃圾没有人收拾的困境。高谭市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城市,我想,我会尽我所能的将贫富差距缩小,减少公共卫生的困境,增列预算,让需要寻求社工、咨商协助的人们,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资源,以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困扰。 」

我想,这一部电影的走向,将会变得很不一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欢迎点图追踪粉专  Psydetective-猫心

此条目发表在未分类分类目录。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